打工者死后被留下的孩子们

原标题：打工者身后，被留下的孩子们

8岁的张雪杨端端正正地站在老师身边，她穿着一件条纹毛衣，短发覆盖着额头，后颈处稍稍有点儿长，覆盖在衣领上。

上午的阳光照在她脸上，她眯着眼，一板一眼地和记者交谈。在老师面前，她有些放不开，两只手绞在一起。指甲有点儿长，没有修理，显得不那么整齐。她的身后，刚刚翻新不久的教学楼整洁、干净。

这是河南固始县一所只有118个学生的村小，学校里都是附近两个村子里的孩子，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。

作为劳动力输出大县，2012年固始县曾经做过一次统计，当时有14万留守儿童，这些年来，一些孩子长大了，还有一些孩子被外出打工的父母带走了，“现在的数量，应该还有10万以上”。

河南固始的扶贫学校，这里有5000多学生，其中4800多是贫困学生，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从留守儿童到留守孤儿

2019年11月15日，中午10点。河南固始县三河尖镇，正和希望小学，课间休息。

老师不在身边时，张雪杨显出了一个8岁孩子的活泼。她会讲7岁妹妹的故事，讲姐妹俩怎样互相帮忙洗头，讲妹妹喜欢手机，但爷爷不让玩。有一个上初中的堂哥，周末会回到爷爷家，但玩手机太多了，惹恼了爷爷。她还会讲她的同学，他们会偷偷把自己的玩具带到学校送给她……

如果不是老师介绍，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失去双亲的孩子。2015年，张雪杨的爸爸在工地上意外摔亡，第二年，她妈妈因为癌症去世。她们从留守儿童，变成了留守的孤儿。

张雪杨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父母去世后，爷爷奶奶是唯一的依靠。张雪杨的爷爷奶奶在家务农。农闲时，奶奶会编一点儿柳筐之类的，卖了补贴家用。爷爷种地，也负责每天早晚接送她们姐妹俩上下学。

刚刚二年级，张雪杨已经转了4次学了，这是她上过的最好一所学校，有一个操场，有秋千。以前的学校，想玩儿都没有地方。张雪杨喜欢这个学校，想在这里上初中，但学校只有六年级，她有点儿遗憾。

偶尔，她也会想自己的未来。她不想呆在这里，也不想过和爷爷奶奶一样的生活，她觉得“那太辛苦了”。

8岁的孩子，通常还没有到体会成年人辛苦的阶段，但张雪杨不需要体会，她对于辛苦的认识，源于自己直接的经历。

张雪杨起得比奶奶还早，早晨5点，她会自动醒来，穿衣服，扫地，叠被子，然后奶奶才会起床，为她们做早饭，奶奶时常要告诉她多睡一会儿，但她总是起得很早。

有时候，她也会跟着爷爷下地，一次，她半夜跟着爷爷去卖稻米，夜里很黑，风很大，是她从来就没经历过的。最后，稻米卖出去时，爷爷收到一沓钱，她很惊讶，因为从来就没见过“那么多”钱。爷爷跟她开玩笑，说要不拿这钱给她买个手机吧，她其实很想要手机，但还是拒绝了。

她不只是一个特例

当地教育部门的一位干部和记者说，2012年固始县曾经做过一次统计，当时有14万留守儿童，这些年来，一些孩子长大了，还有一些孩子被外出打工的父母带走了，“现在的数量，应该还有10万以上”。

三河尖镇希望小学的孩子们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正和希望小学所在的三河尖镇，今年开学就少了69个学生，都是被父母带走的。那些没走的，并不是父母没去打工，只是没有能力带走而已。张雪杨的班主任和记者说，在张雪杨的班上，20多个学生，只有两个是父母都在家的，其他的都是留守儿童。

和其他父母外出打工的学生相比，张雪杨这样的孩子，处境无疑更加困难。然而，她并不是特例。在固始县的另一所扶贫学校——固始县国机励志学校里，校长洪念国和记者说，该校4000多建档立卡的贫困生中，绝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，其中“孤儿”就有193个。

确切地说，是“事实孤儿”，其中既包括双亲去世的孩子，也包括那些双亲虽在但不肯承担抚养义务的。

13岁的冯路德，就是这样一个孩子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母亲走了，偶尔才回来看看他。他住在学校，每周末才会回到爷爷奶奶的家。

冯路德的班主任和记者说，类似的情况有很多，这些孩子们的父母，或者一方去世后，另外一方离开，不再管他们；或者父母离异后，各自成家，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抚养。

“长期在外打工的人，很容易遇到婚姻危机，一旦离异，往往会让本来就留守的孩子，陷入更大的困境中”，老师说。

“为摆脱贫困而读书”

冯路德所在的学校，是一所建于2016年的公立扶贫学校，学校大门口的石头上，刻着一行其他学校不太也许会出现的标语，“为摆脱贫困而读书”。

这所学校主要招收建档立卡的贫困生，全校5200多学生中，有4800多人是贫困生，在全县1.8万多名贫困生中，占了近四分之一。这些贫困生中的绝大部分，同时也是留守儿童。其余的非贫困生中，很多也是留守儿童。

学校曾经做过一次“特别贫困”“特异心理”和“特异生理”的调查，除了193个“事实孤儿”外，还有持有残疾证的21个学生，及个别没有残疾证但确实残疾的孩子。

住校的孩子，最小的只有一年级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最初拿到调查结果时，教初一英语的老师张瑞被震撼了，通常在任何一个学校里，都不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儿童问题。更麻烦的是，学生的心理问题、生活小习惯、学习基础等，都存在普遍的问题。有的学生基础非常差，三年级开始学英语，到初一了，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会，要重新打基础。还有的学生没有卫生习惯，刚来的时候，要几个老师按住才能帮他洗头。

担任五年级班主任的周宇豪和记者说，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学生，往往缺乏学习的习惯，更缺乏自信，“有的题明明会做，在作业本上也能做对，但上课提问时，却一言不发”。

教三年级的易冉，常常要把学生当一年级的孩子带，“有的三年级了还不会写字，得重头教。还有一个学生穿尿不湿上课。他父母离婚了，都走了，不管他，爷爷奶奶精力不足，照顾不过来，一直给孩子穿着尿不湿，结果到我们学校以后，这个习惯还保留着”。

扶贫学校的学生，都是从各村选择的贫困生，大部分是爷爷奶奶照顾他们的生活，至于学习，往往只能任其自然，“爷爷奶奶本身没念过多少书，不会辅导，而且有的老人照顾好几个孩子，能做饭洗衣服就不错了。直到现在，每周末放假回来，总有几个学生没写作业，家里没人督促，又没有养成自学的习惯，回家就不写了”，教五年级语文的丁明英说。

孩子们的“北京印象”

7岁的杨佳欣坐在塑料木马上，旁边是一块菜地，天气冷了，菜地里的油菜已经发黄，萝卜却长得不错。这不是学生的菜地，而是固始县杨庄小学的老师们种的。

杨庄小学是一所“微型”的村小，从学前班到六年级，七个班总共才有58个人，来自周边3个村子。在编教师9个，另外还有3个学校自己雇的老师。

杨庄小学只有50多名学生，学生们的午餐时间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拍摄

杨佳欣回到这里的时间并不长，她在北京长大，一直跟在打工的父母身边，上小学时才回到老家。家里只有奶奶和姑姑，爷爷、爸爸、妈妈仍在北京。

对于北京，她已经没什么印象了，也说不清楚爸爸和妈妈在北京干什么工作。她只记得，妈妈本来过年要回来的，但后来又说不回来了，要接她去北京。

六年级的张诺在北京出生，1岁时跟着父母去了新疆，4岁时父母回北京，她则回到固始上幼儿园，每年暑假去一次北京，寒假则是父母回来看她和上初二的姐姐。

她对于北京的记忆比杨佳欣更多，知道烤鸭好吃，故宫很大，走起来很累。去年寒假，四川的外公外婆来看她，过年时带她去了北京，爬了长城。那一天正好下雪，长城除了长之外，还记得的，就只剩下冷了。

和张诺同班的张涵予也出生在北京，上小学时回到老家，和奶奶两个人生活了6年。6年来，张涵予基本适应了这个只有两个人的家，也适应了这个只有50多个学生的学校。

六年级的张涵予面临着毕业，以后要到县城去上初中。她到那个初中看过，不太喜欢。她希望留在杨庄小学，这个虽小却留下了她所有童年记忆的地方。县城虽好，县城里的学校虽大，但对只有12岁的她，还是有些过于陌生了。

刚刚说起父母就开始流泪

11月15日下午两点多，固始县分水镇的十字路口，一群老人陆陆续续来到这里，有的骑着电动三轮，有的骑人力三轮，有的走着来，没有一点一个人开汽车。

在学校生活了五天，孩子们放学了，他们将带着行囊，回到父母不在的家里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他们都是来这里接孩子的。今天是周五，在学校住了一个星期的孩子们，会坐着校车到这个路口，再由家长接回家。

72岁的李瑞生穿着一件黑色的旧夹克，戴着黑色的帽子，默默地坐在路边的石沿上。他来得比较早。几个后来的老人在一起聊天，李瑞生不怎么和他们搭话，只是静静地等待，时不时看一眼路口。今天的校车来的稍微有点儿晚，比以往晚了十多分钟。

快3点半的时候，黄色的校车终于来了。爷爷奶奶们涌上前去，找到自家的孩子，然后很快又散入四面八方。

老人们来接孩子，几乎没有开车来的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李瑞生也接到了自家的两个孩子，一个孙女，一个孙子。

穿着同样校服的姐弟俩，把书包放在爷爷的三轮车上，接着跳上车，坐进三轮车里。李瑞生把车推到路上，慢悠悠地蹬着车往前走。

路不远，十多分钟后，李瑞生拐进了一片易地搬迁的安置小区。小区很新，李瑞生住在这里的一栋小楼，两层一共150平方米。这栋小楼是易地扶贫搬迁后，分给李瑞生一家六口人的，每人25平方米。

六口之家，常住的其实只有李瑞生夫妇，儿子儿媳长年在外地打工，孙子孙女在学校住校。

几件简单的家具，让房间显得格外空旷。但李瑞生已经很满意了，读六年级的孙女李玉欣也很满意。在搬进这间新房之前，他们一家人，住了四年的铁皮房。

李玉欣还记得住铁皮房的日子，冬冷夏热，四个人挤在一起，爸爸和妈妈回来时，就更拥挤了。她知道爸爸和妈妈在无锡工作，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，就是过年的时候。

刚刚说到父母，李玉欣就开始流泪。记者没有再问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坐在她的身边，不流泪，也不说话。

素馅饺子与贴满奖状的墙

李玉欣的奶奶有些驼背，姐弟俩刚到家时，她已经包好了饺子，素馅的。爷爷有些歉意，今年肉价高，孩子们一周回来一次，却只能包素馅的饺子。

屋里没有桌子，奶奶坐在小板凳上，放饺子的盖帘搭在楼梯上，看到孩子们回来，她赶紧把盖帘挪开，让孩子去放书包。

李瑞生年轻时去了黑龙江，在那里种地。儿子结婚后，他扔下了那边的地，又迁回了老家。但在老家没有地也没有房子，成了贫困户，今年才刚刚脱贫。一楼“客厅”的墙上，贴着贫困户信息卡和“脱贫光荣卡”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大片奖状，都是李玉欣和弟弟的“三好学生”“优秀少先队员”奖状，几乎每年都有。

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李玉欣的奶奶准备煮饺子了。而一里多地之外的胡金三，还在等他的父母下班。胡金三和李玉欣姐弟在同一个学校，坐同一辆校车，69岁的爷爷接他回家。他还有一个弟弟胡金睿，在另一所学校上一年级，平时住校，两周才回来一次。

胡金三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。三年前，奶奶去世了，爷爷一个人带两个孩子。去年，实在顾不过来了，胡金三在外打工的父母才辞了工作回家，在附近找了一个工厂，但每天晚上7点才下班，仍旧是爷爷接送他们兄弟。

等父母下班的时间，胡金三就把作业写完了，但附近没什么同学，多数时候，都是自己一个人玩儿。实际上，胡金三也并不喜欢找同学玩儿，即便是学校，也大多呆在教室里。他喜欢素描，以前画过很多，后来大多丢掉了，学校有美术班，他也没有参加。

墙上贴满了胡金三的奖状。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

胡金三爷爷家的墙上，同样贴满了奖状。和同龄的孩子相比，他更愿意把时间用在学习上。他的理想很多，宇航员、科学家、旅行家……有时候他会犹豫不定，究竟未来想做什么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所有的理想中，没有一个和乡村有关。

劳动力输出大县 儿童被留在家乡

固始县是劳动力输出大县，有近60万青壮年外出务工，他们离开家乡，奔赴广东、浙江、北京等地，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。而他们的身后，是被留在家乡的孩子，很多孩子在襁褓之中，就不得不和父母分离。在全国，像固始县这样的县城还有很多，大量儿童被留在乡村、小城镇乃至县城。

面对留守儿童问题，各地政府和志愿者有所行动。河南省通过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，掌握了全省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规模、分布区域和结构状况等，并建立起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库和信息报送机制。从2016年开始，每年8月被定为农村留守儿童“关爱保护月”。去年，河南还在全省建立2000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场所。在固始，当地政府部门和志愿者会定期到学校进行关爱助学活动。

爷爷奶奶无法辅导家庭作业

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，这句老生常谈的话，对于留守儿童来说，与现实太远。年轻的父母为了生计外出务工，实际担任监护人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，并不能代替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。

李玉欣姐弟出生后就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，爷爷负责他们的学业，但越来越力不从心，小学时还能辅导孩子们写作业，到了初中，连题都看不明白了。

张雪杨的爷爷奶奶，对二年级的作业就无能为力，她和妹妹的作业，只能自己做。有时候，学校发布了扶助贫困学生的新政策，还要张雪杨帮助解释，爷爷奶奶才能明白。张雪杨的老师说她是“老师的好助手，爷爷奶奶的好帮手”，在家里，她帮爷爷奶奶干活，在班里，她是班长，学习成绩也总在前三。但这学期期中考试时，她语文没及格。

张雪杨没觉得有啥问题，毕竟这回考试的题，分值有点儿大，做错一道，就丢好几分。她不知道的是，在城市里，小学生考90分，很多家长就会着急上火。

“固始是一个普遍重视教育的地方，如果谁家的孩子没上学，邻居都会看不惯，和别的地方相比，这里的初中升学率还是挺高的，很多孩子即便不上高中，也会上职高之类，学门技术”，固始县教育局的一位官员说，“但即便如此，留守儿童的教育仍旧困难重重，很多孩子的爷爷奶奶，本身文化水平不高，再加上年纪大了，还要种地、赚钱，能让孩子吃饱穿暖就不错了，别的就顾不上了”。

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巍

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吴兴发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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